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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，由农民拍摄纪录短片是一个新鲜的尝试，他们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：琐碎、无计划，但鲜活生动，极度真实。
凛冽的寒风里，北京东五环之外的一片院落里，三部新拍摄的纪录片正在放映。这是“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”最新一阶段的成果。“村民影像计划”开始于2005年，由“中国新纪录运动”的代表人物吴文光总负责。活动最终在全国数百位报名者中选择了10位村民，他们来自9个不同的省份，有男有女。组织者发给他们必要的摄影器材，并在北京对他们进行三天的短暂培训。培训之前，这些农民中的大部分没有见过摄像机，不会使用电脑，而培训所教给他们的也仅仅只是机器的开、关、充电，镜头的推拉之类的简单操作。接着这10个人便回到自己的村子开始拍摄，没有主题限制。
20天之后，他们交上了生平第一次影像作品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选择了拍摄自己的家长里短，以及日常生活中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。短片的名字有《采石场》、《一次作废的选举》、《分地》等。
他们将摄像机带到了田间地头、结婚庆典，拍村民“聚赌”、拍夫妻吵架，甚至拍别人眼中的自己。这一次，10人中的王伟、邵玉珍和张焕财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，名字都叫作《我的村子2006年》。
70到80分钟的片长，是在五六十个小时的素材上剪辑而成的，投入程度可见一斑。张焕财是个地道的关中汉子，整部影片贯穿着热辣直白的陕西方言。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与妻子的对话，而这许多的对话都是在其妻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，颇为有趣。“俄(e)给你拍个纪录片！”“俄(e)不要那个！”“那你要啥？”“俄(e)要钱！你不要再瞎日鬼了，拍那个啥！”“那俄(e)咋才是有成绩？”“把钱拿回来就是成绩！把娃管好就是成绩！”没有是非对错，没有价值判断。
邵玉珍的片子中有一个片段，某电视台的记者去她家采访，让他们讲讲农业税取消后的感受。邵玉珍的老伴儿张大哥在主持人的指导下反复背着“台词”。“我们家种了多少亩地，农业税没取消前，我们家一年的收入是多少，农业税取消后，我们家的收入又是多少，这等于为我们家节省了多少钱，这些钱就全装在我们自己口袋里了”，电视台的记者示范着。张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，被电视台采访也是头一回，在记者的“摆布”下，他努力地背着，然而老是出错，引得观影者频频发笑。而此时的邵玉珍拿着DV在另一端全程记录下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。这成为一个颇耐人回味的片段，被观众多次提及。
对于其他村民作者来说，情况也或多或少有着相象。参与民主建设、发表呼声等大而陌生的话语，也许是他们没有想过的，但在长期地跟踪拍摄中，不经意地完成了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生态渐变的记录和“文化持有者”本体的表达。
“纪录片是残酷的，因为它真实；纪录片也是无能的，因为它什么都改变不了”，用一种冷静的姿态，吴文光坚持着对“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”的实践。“记录下来它就有了，不记录下来它就永远也不会有。”
凛冽的寒风里，北京东五环之外的一片院落里，三部新拍摄的纪录片正在放映。这是“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”最新一阶段的成果。“村民影像计划”开始于2005年，由“中国新纪录运动”的代表人物吴文光总负责。活动最终在全国数百位报名者中选择了10位村民，他们来自9个不同的省份，有男有女。组织者发给他们必要的摄影器材，并在北京对他们进行三天的短暂培训。培训之前，这些农民中的大部分没有见过摄像机，不会使用电脑，而培训所教给他们的也仅仅只是机器的开、关、充电，镜头的推拉之类的简单操作。接着这10个人便回到自己的村子开始拍摄，没有主题限制。
20天之后，他们交上了生平第一次影像作品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选择了拍摄自己的家长里短，以及日常生活中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。短片的名字有《采石场》、《一次作废的选举》、《分地》等。
他们将摄像机带到了田间地头、结婚庆典，拍村民“聚赌”、拍夫妻吵架，甚至拍别人眼中的自己。这一次，10人中的王伟、邵玉珍和张焕财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，名字都叫作《我的村子2006年》。
70到80分钟的片长，是在五六十个小时的素材上剪辑而成的，投入程度可见一斑。张焕财是个地道的关中汉子，整部影片贯穿着热辣直白的陕西方言。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与妻子的对话，而这许多的对话都是在其妻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，颇为有趣。“俄(e)给你拍个纪录片！”“俄(e)不要那个！”“那你要啥？”“俄(e)要钱！你不要再瞎日鬼了，拍那个啥！”“那俄(e)咋才是有成绩？”“把钱拿回来就是成绩！把娃管好就是成绩！”没有是非对错，没有价值判断。
邵玉珍的片子中有一个片段，某电视台的记者去她家采访，让他们讲讲农业税取消后的感受。邵玉珍的老伴儿张大哥在主持人的指导下反复背着“台词”。“我们家种了多少亩地，农业税没取消前，我们家一年的收入是多少，农业税取消后，我们家的收入又是多少，这等于为我们家节省了多少钱，这些钱就全装在我们自己口袋里了”，电视台的记者示范着。张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，被电视台采访也是头一回，在记者的“摆布”下，他努力地背着，然而老是出错，引得观影者频频发笑。而此时的邵玉珍拿着DV在另一端全程记录下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。这成为一个颇耐人回味的片段，被观众多次提及。
对于其他村民作者来说，情况也或多或少有着相象。参与民主建设、发表呼声等大而陌生的话语，也许是他们没有想过的，但在长期地跟踪拍摄中，不经意地完成了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生态渐变的记录和“文化持有者”本体的表达。
“纪录片是残酷的，因为它真实；纪录片也是无能的，因为它什么都改变不了”，用一种冷静的姿态，吴文光坚持着对“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”的实践。“记录下来它就有了，不记录下来它就永远也不会有。”
